卧东山 耕南亩

有时总认为很容易身在某种庇护下，但往往总是相反。

中国南方增加直辖市的传闻曾有过不止一次，都未被证实。日前《亚洲时报》再度披露，中央未来在南方增加一个直辖市的方向已十分明确，广州和深圳都是热门候选市。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中央领导层对中国南方需要增加一个直辖市已有共识，但何时做出有关决定，迄今中央仍无定论。

现在可能的方案有二：一是广州市并邻近的东莞市成“大广州直辖市”，另一可能则是深圳市并惠州市成“大深圳直辖市”。现时广东一省上缴中央财政约占全国地方上缴中央财政七份之一，2005年广东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1806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2.1%，继续蝉联全国第一。一方面广东省对中国经济贡献十分重大，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疑云。假如广东的省级架构由一分为二，一般估计可有助避免地方山头主义的出现。直辖市升格，必将涉及地方诸侯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改革地方行政，避免地方影响力过大等问题。

现在直辖市中，北京、上海、天津市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但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的一把手则不是。广州若成直辖市，广州一把手取代广东书记晋身政治局的机会颇大；若是深圳升格，则很大机会广东省一把手会继续成为中央委员，成为直辖市后的深圳市委书记不一定是中央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地方行政架构是胡温恢复八十年代胡耀邦时代施政理念的又一举措。从经济方面看，直辖市的GDP是省的平均数的3倍以上；从行政角度，增设直辖市无疑是划小省份、精简政府架构的最佳模式；从政治角度看，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有助于竖立中央权威，舒缓现时地方诸侯权力过大的各项问题。

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使富有者难于更加富有，使贫穷者易于避免更加贫穷。——著名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大家好，我是爱德华默罗。我现在在伦敦的一栋大楼上为你们报道德国空袭伦敦。在我头上盘旋的就是纳粹的飞机。听，远处传来了爆炸声。

——二战时期，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在伦敦大楼的顶端为CBS向美国国内发回报道。

中国暂停外国报纸在华印刷计划  

Source=英国《金融时报》 2005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称，中国政府已暂停了允许外国报纸在华印刷的计划，因为近来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反对威权政府的“颜色革命”引起了中国当局担忧。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表示，“颜色革命”是一个提醒：不要让破坏者进入房屋，必须关上房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这一暂时的措施。 

将外国报纸在华印刷这一问题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明确联系在一起，令许多渴望在中国巨大的传媒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国际报纸出版商感到失望。目前，外国的日报是从香港和其它地区的印刷点空运到中国大陆的。它们的发行被限制在外国人较多的酒店和机场等地，还有那些得到批准的订户。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关上房门，里面也会“砰砰”做响，而且藏在房子角落里的涂料也够把房子的墙体换个颜色的。再者，房子总是有缝、有洞的——因为活人要住，没缝没洞的房子是墓，是死人和古墓派的最爱。所以，外国的广播电台、网络这些东西还是能插进去的，插进去后必然有所动作，会触到敏感部位，之后激起侵入者更大的欲望，导致动作越来越大以致最后喷薄而出。这当然会让被插入者很不爽——因为咱俩没恋爱，我不许你这么碰我。 

为了保护我社会主义的贞洁，我们应该一起挥舞起无产阶级的剪刀，剪掉资产阶级不安份的屌。

Smithsonian杂志在《Innovators of Our Time》中写道： 

Every genius is doomed. It means that geniuses had very little choice in life. Each one was powerless in the face of his own powers, compelled to follow a certain path and to do a particular thing with instinctive flair and originality, whether that meant being a master chef, an inspired writer of poetry or an astronomer. 

The geniuses have set out on bold missions of their own, forging ahead in the face of conventional wisdom—and often the advice of friends or colleagues—to pursue the work they love. They are all rebels of a sort. They seemed without a moment's doubt about what they were meant to do. Each genius shows us the high road into new territory. 

看起来，史密森尼杂志在评选他们所认为的35位天才人士的时候，更多的，强调的是天才们的反抗世俗智慧的勇气以及对自己本人所热爱事业的不容置疑。他们的大无畏和自信，与其说来自于上帝恩赐他们的天赋异禀，不如说来自于对其所从事的事业、所要完成的任务、所设立的目标近似于宗教般的虔诚和坚持。 

拥有疯狂魅力和热情的，都是天才。特别是当这种魅力和热情关乎一个时代的转折、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的时候。

讣 告

荣  毅  仁

《经济学人》2005.11.03  Times1995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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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6日，89岁的中国亿万富豪荣毅仁去世。

荣毅仁的生涯中有诸多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众所周之从来未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他，如何成为中国第五届全国政协的副主席，第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另外一个谜就是，中国1949年的革命后，荣毅仁放弃了家族的很多生意，所保留的部分家产也在1966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丧失，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十年之内就浮出了水面，《财富》把他列入世界50个最富领袖气质的商人之一，1999年，《富布斯》把荣毅仁评为中国的首富。 

这两个谜有同一个答案：荣毅仁玩了一个非常聪明、非常“中国”的游戏。首先，当1949年后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包括他的兄弟们）都纷纷逃离中国奔向台湾或是美国之际，荣毅仁选择了留在大陆。当时，荣除了有印染厂、纺织厂以外，还有经营着24家面粉厂，所有这些工厂共计约有8000多名雇员。始于1902年的荣毅仁家族的商业帝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家族之一。 

没有逃离大陆的决定很勇敢，但是也让他很不安。“我当时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荣毅仁后来说道。不过他在工人们面前还是保持了镇定。他从一开始就让自己表现得成为那些“人民的”或是“爱国的”资本家们中的一员，没有让自己富足起来，而是致力于帮助中国摆脱贫困。他固执地认为这个国家最终会发现：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想法后来被证实是非常正确的。 

荣毅仁的共产主义姿（如果完全是官方意义上的）是非常狡猾的。他承认自己起初只是“举起一只手”支持共产党，但是后来当他意识到这样做还不够时，他举起了两只手，当然，举起两只手有暗含的条件的。如果他给了共产党他们想要的，他将设法确保得到他们的宠爱以作为回报。1956年之后，当他把家族企业巨大的股份移交给政府时，他被任命为上海市的副市长，同时还得到了3千万人民币（1200万美元）做为补偿，而后，在1959年，他又被任命为纺织部副部长。 

从精明的投降中获得了政治关系后，荣先生确保他可以使用这些关系。关系，或曰人际关系，是中国所有商业和政治的润滑剂，而正是这些“关系”或多或少地帮助了荣毅仁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虽然他的公司被没收充公了、公寓在搜查后被洗劫一空、甚至连他本人也做起了仆役般的工作，但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们的庇护使他免受了进一步的迫害。作为一个爱国资本家，当时他肯定了官方的记录：即在毛泽东对“走资派”实行残酷的再教育的那些年里，他安静地在家里学习，养花。

资本主义的大使

1978年，多年的经心布局终于结出了果实。邓小平决定中国将要进行资本主义的试验，向全世界打开门户，这也使得荣毅仁找到了“大胆的、创造性的”道路去实现资本化。他将比任何人做得都好：他彬彬有礼、姿态优雅地出现，当年在上海的的圣约翰大学接受英国体制的教育，现在又完全忠于中国和邓小平，但是他骨子也是一个狂暴的资本家。（荣毅仁更喜欢别人称他为企业家，而不是邓小平给他的“红色资本家”的标签，不过“企业家”一词几乎难以表现出资本的力量。） 

从事了他所梦想的工作的荣毅仁，不必深入考虑他所喜爱的资本主义的形式。1979年，按照党的吩咐，他建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表面上是中国国家投资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他个人的公司。中信公司在一开始就过着安逸、舒适的奢侈生活，中信就像是土地上一个有着国家特许经营证的掠夺者，而这片土地又向来没有私营竞争对手。电信、公用事业、高速路等的经营都被中信一扫而空。1980年，当邓小平在资本主义中国南方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尝试进行资本主义试验时，中信首先在那里攻城掠地了。荣毅仁发现了国外对投资中国的关切，随后外国投资者们被吸引回中国投资。荣毅仁的企业在全球的资产据称已超过510亿人民币（63亿美元），200多家附属企业，包括多家航空公司、香港银行、木材运营和澳大利亚铝熔炼工业。 

究竟有多少公共财产被“滤取”成为私人资产，这一点是中国政府永远也不能彻底查清的。当然，中国政府也没有规则体制去制止它。一旦资本的蛟龙（即使是在荣氏的安全、温和的形式下）被放进门来，政府和市场就混合在了一起。一些国外的观察家们对他留在中国大陆感到不解，其实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在中国，他不但能非常富有，而且还可以成为国家副主席。

两段译文，一个问题。 

好久没有买《三联生活周刊》了。上次我买三联的时候定价还是6块钱，昨天再去买的时候发现已然是8元的定价了。也不知扩版多久了。昨天晚上睡前看最新一期的三联看到夜里一点多。今儿一早来公司，打开电脑后偶然想起了昨晚的三联，于是就想到三联的网站看看。 

一看之下，偶然发现一篇署名是薛巍的讲德国新总理默克尔的文章。文章最后几段颇觉眼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拿来主义”的舶来品。 

文章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也不能低估默克尔的能力。一位德国政治家说:“如果施罗德是一名短跑选手，默克尔就是一个跑长跑的。”《经济学家》杂志说:“她特别懂方法论，决策之前会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熟悉她的人都称她学习机器。自1991年被科尔擢升之后，她应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战后第二个大联合政府会不会成功？如果历史可以说明问题，那么大联合政府既不会让人失望，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1966年到1969年间的第一个大联合政府在立法方面颇有动作，但是它也总是选择更简便的政策，渐渐失去了民心。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 The Economist  2005年10月12日网络版的一篇文章中。我曾做过通篇的翻译，其中与三联这篇文章相交叉的部分如下： 

低估默克尔将是一个错误。有人如此打比方：“如果说施罗德是一个赛跑选手的话，那默克尔就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外界认为默克尔足智多谋，在做出一个决定前会通盘考虑所有的选择方案。圈里人都称她为“学习机器”。的确，自1991年被Helmut Kohl（当时不知原来Kohl译为科尔）引入仕途以来，默克尔从施罗德屡次受挫的经济改革努力中学到了不少教训。 

德国战后出现的第二次联合政府会成功吗？如果历史有些许指导意义的话，那么可以预见联合政府的表现既不会使民众失望，也不会表现得太过出色。德国二战后的第一次联合政府出现在1966年—1969年，那一届的联合政府完成了一些令后人印象深刻的立法工作。但是同时也广泛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行为，以致使不满的选民们要么投向了极端主义者的旗下，要么选择远离议会政治。 

结论： 

自我感觉，某些地方我译得比他准确、全面一些。要命的是，三联这篇文章没有完全交待引用来源，文中最后一段的结论是《经济学家》得出的，如果不交待引用来源，读者会以为是“高明”的作者的分析结果。现在国内媒体的国际事务报道是不是都是靠引用和拼凑西方媒体的报道为主呢？一篇文章登在纸上到底应该署名作者还是署名编译？

来函照登：

帮个忙，快，老子要申请McKinsey

但是要写英文申请信 

在信中要说明我申请麦肯锡公司的原因

请重点突出我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还有刨根问低的精神  谢了!

这个忙看来我是没法帮：

第一，我不知道这位仁兄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申请进入麦肯锡.钱？女人？还是免费的下午茶？

第二，英文还处在写一个简单的申请都要他人代劳的水平上，恐怕他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会因为这一块木板的短缺装不了多少水。

贝南克接任格林斯潘

From The Economist Global Agenda  Times 1995 译

美国总统布什提名经济学家本•贝南克(Ben S. Bernanke)接替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担任下届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简称Fed)主席。贝南克将面临诸多经济挑战。 

“我曾经想，如果有来生的话，我想去做总统或是教皇……不过现在我想成为债券市场，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威胁到任何一个人。”说这段话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的竞选班子的主管James Carville. 但是如果他肯再做斟酌的话，他可能来世想去做美联储主席——堪称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的角色。在股市中，人们对美联储主席的敬畏犹如对上帝的敬畏。 

执掌这令人炫目的权力长达18年的格林斯潘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候——明年1月31日，他将卸任。在这期间，格林斯潘的一言一行不仅指引著美国的经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著世界经济的走向，而且总的来看，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格老的任期越来越近之时，政界纷纷推测布什会提名谁去接替这么一位广为受人尊敬的人物，Bob Woodward在他的新书里更是给格林斯潘冠以“艺术大师”的头衔。 

10月24日周一，布什宣布他将提名曾在美联储工作过的贝南克为格林斯潘的继任者。为此前关于候选人的种种猜测划上一个句号。 

贝南克将要接替的是一个留下了辉煌业绩的前任。自从格林斯潘1987年被当时的总统里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以来，他已成为全世界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之一，他是美国经济稳定的象征，其影响所到之处已不仅限于货币政策和银行领域。 

当年在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人们不认为他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能与其前任沃克(Paul Volcker)相提并论。沃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击退通货膨胀回潮方面居功至伟。曾长期报导沃克在美联储任职生涯的记者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曾经预言，格林斯潘将难以像沃克那样主导美联储理事会，而且其威慑政界人士的能力也难与沃克相比。 

当然，格林斯潘已经证明，大记者的估计错了。

德国大选：默克尔获胜，代价颇高

 《经济学人》2005.10.12  Times 1995编译 

关键词： 

Christian Democrats Union (CDU) 基督教民主联盟 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 基督教社会联盟

Social Democrats (SPD) 社会民主党（社民党）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

Green 绿党  Free Democrats (FDP) 自由民主党

grand coalition 大联合政府 

德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达成协议，组成“大联合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安格拉·默克尔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以施罗德下台为筹码，把持了联合政府中几个重要的部门。 

直到上一周晚些时候，德国民众还对一场漫长的政治角逐做好了准备。在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市递补选举的一票后，施罗德的去向将成为两大政党联盟谈判的中心议题。施罗德所在的社民党意图利用他从“基民党”一方 “榨取” 尽可能多的政策利益并占据政府重要部门。直到施罗德下台、社民党同意默克尔在联合政府中出任新总理时，默克尔所在的“基民党”和她的姊妹党“基社党”才打算与“社民党”开始真正的谈判。 

上周末，事情的发展要比很多人预计的快很多，基民党/基社党联盟与社民党达成了组成联合政府的决议，该决议将结束施罗德已持续七年的执政期，默克尔不仅将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总理，也是在两德合并后，仅仅用15年就圆满完成惊人的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来自东德的总理。 

该协议的达成也结束了战后德国政治上一段奇怪的插曲：总理在选举中败北，但却声称自已是唯一有能力组成一个稳定政府的人。尽管社民党在民意测验中的表现比预期的要好很多，但是施罗德肯定知道很难保住他的总理宝座，因为尽管默克尔的改革议程没有赢得多数选票，但基民党和基社党设法组成了议会中最大的联盟。当基民党又多得德累斯顿市的一张选票后，施罗德的实力进一步被削弱。 

在此种情况下，施罗德被迫改变了他一贯的傲慢态度，他和社民党其他重要人物都向外界发出信号：如果对方开出的“价码”合适，施罗德愿意放弃总理之职。这样，至少在控制政府部门上，社民党是赢家。作为对同意默克尔出任总理的“报答”，社民党控制的部门要多于基民党，其中包括许多要害部门，比如：外交部、财政部和负责劳工市场改革的部门。基民党则把持了国防部和内政部。基社党的领袖Edmund Stoiber将成为经济部长。施罗德在周三确认自己在新政府中将不担任任何职务，结束了此前他将担任副总理的传言。 

低估默克尔将是一个错误。有人如此打比方：“如果说施罗德是一个赛跑选手的话，那默克尔就是一个长跑运动员。”外界认为默克尔足智多谋，在做出一个决定前会通盘考虑所有的选择方案。圈里人都称她为“学习机器”。的确，自1991年被Helmut Kohl引入仕途以来，默克尔从施罗德屡次受挫的经济改革努力中学到了不少教训。 

默克尔将需要调动她所有的政治技巧来使这个“大联合政府”运转起来。社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斗争和党内的对手都会加大她的工作难度。 

德国战后出现的第二次联合政府会成功吗？如果历史有些许指导意义的话，那么可以预见联合政府的表现既不会使民众失望，也不会表现得太过出色。德国二战后的第一次联合政府出现在1966年-1969年，那一届的联合政府完成了一些令后人印象深刻的立法工作，包括紧急情况立法、司法改革和凯恩斯理论的市场需求管理。但是同时也广泛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行为，以致使不满的选民们要么投向了极端主义者的旗下，要么选择远离议会政治。 

德国目前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可能正是联合政府应做出更好成绩的时候。国内最大的两党都受到选民们的谴责，必须要解决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降低失业率，以免更多的选民把选票投给小党派甚至是极端主义党派。联合政府执政能否成功依赖于联盟内各党领袖之间的“化学反应”。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德国的首次“大联合政府”取得了部分成功的话，主要得益于社民党的Karl Schillerand（时任经济部长）和基会党的 Franz Josef Strauss（时任财政部长）的融洽相处。 

本届联合政府的主要人物也许也能在这段时间合得来。第一个征兆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双方是否会就保持连贯性的政策框架取得一致意见。外界对此并不报太高期望。但有观察者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经济的活力有所显现，也许在政治上会爆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正面消息。

苏格兰人，来中国“打猎”

 《经济学人》 2005.8.18.  Times 1995 编译 

苏格兰皇家银行向中国银行投资31亿美元，占中行股份的一小部分。考虑到中国目前危险的银行体系现状，这笔交易是有风险的。不过也可能的是：这个缺陷被过份夸大了。 

中国急速发展的经济——高达1.5万亿美元个人存款总额、前所未有的消费主义——又一次证明，这片土地有足够大的吸引力来诱惑外国银行冒险尝试。2005年8月18日，星期三，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宣布，它将率先向中国第二大银行中国银行出资31美元，购入其10％的股权。投资款项中，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提供超过半数的现金，其余的将由美国的Merrill Lynch 和Li Ka-Shing付清，后者是香港最老谋深算、最富有的投资者之一。 

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这次开创性的尝试紧步美洲银行后尘，后者在今年六月份宣布，计划斥资30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份，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去年，总部在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出资18亿美元购入中国交通银行（中国第五大银行）19.9％股份。目前，在任何一家中国银行，外资所持有的股份都没有超过25％，单一投资者所拥有股份不超过20％。一方面，中国政府热切渴求外国资本和专业技术，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做好把国内银行的控制权放弃给外来者的准备。 

也有人认为这不是坏事。事实上，苏格兰皇家银行今年的股票已经下滑8％，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股民对其急于在中国扩张的担心。在入股中行的具体计划出台后，皇家银行的股票立即出现小幅回升，表明股民对这次没有投入太多资金大松一口气。不久前，皇家银行将向中行斥资50亿美元的传言今股民们非常担心，因为中国虽然有巨大的投资潜力，但目前中国的银行经营状况非常之糟。 

中国的银行总是很痛快地向中国国有企业提供极低利率的贷款。现在他们宣称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官方数字表明，到2004年年底，银行不良贷款的总比例已经由去年的18％下降到13.2％。（在三月份接收了政府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从而把帐户“清扫干净”的中行，对外称它的不良贷款比例现在仅为4.7％.）但是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向来不可靠，据Standard and Poor’s预计，35％的贷款将不太可能收回。 

就在中国政府试图把不良贷款的问题置于掌控之中时，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信贷热潮。消费者被中国亢奋的经济发展所鼓舞——中国2004年GDP的增长为9.5％——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信用卡、抵押和贷款购车。令人担心的是，一旦经济速度最终放缓，拖欠贷款的现象将增加，很可以使得像皇家银行和美洲银行这样的投资后悔当初的投资热情。世界银行在它本周的报告中预测，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放缓至8％。 

欺诈行为是中国银行另一大问题。今年三月，由于涉嫌受贿，建行董事长张恩照被免职。此前不久，大约50名建行的成员被控盗用超过8500万的公款。今年年初，一位中国银行分行的经理卷款1.2亿美元潜逃境外，本月，建行一位代理董事长因受贿和盗用公款被判重刑入狱。按照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到2006年底，中国金融市场将向外资完全开放，这个期限越来越近了，因此，为了减少违法行为，最近一段时间，此类案件的判决都很严厉。但在目前，说欺诈行为已经越来越少还为时过早。

电视直播：两名中国太空人开始为期5天的绕地球低轨的太空飞行 

《纽约时报》2005-10-12上海报道  Times 1995 编译 

2005年10月12日，中国第二架载人驾驶太空飞船—神舟六号—星期三上午9点在中国西北的太空中心点火升空，开始为期5天的绕地球轨道的飞行任务。  

以往的发射行动都是在不公开的秘密状态下进行，以避免面临万一失败的困窘情况。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中国通过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了本次升空发射。  

神舟六号是在两年前中国首次升空的太空飞船神舟五号的基础上进行了略微的改进。上一次的飞行只有一名太空员，飞行时间只有一天，而本次升空飞行有二名太空员，飞行时间为五天。中国的神舟计划的最终目的是飞船可以携带三名太空员在太空中飞行若干天。     

尽管发射升空的电视直播显示了中国在太空项目的公开性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神六升空发射的很多方面仍有意被隐藏在含糊的状态下，直到发射时才对外公布。比如，一直到周二晚上，中国官员还对发射时间的表述十分模糊，只是给出了一个该周三到周日的一个时间范围，而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起飞时间。相似的情况还有，两名宇航员（费俊龙和聂海胜）的名字也是神六发射前不久才刚刚公布的。40岁的费俊龙和41岁的聂海胜执行飞行任务，费俊龙为指挥长，聂海胜为操作手。  

9时40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陈炳德宣布：“飞船已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成功。”   

现场直播的电视解说员也几次重复地把本次发射与美国相对比，其中一位评论员这样推测说：“美国的策略就是引诱中国进入太空竞赛，以耗尽中国的资源，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把中国拖垮。”“这不是一场竞赛，”一名评论员说，“月球上有巨大的商业潜力。”  

胡锦涛主席在他简短的讲话里，也强调了同样的意思：“中国的航天任务仅建立在和平的目的上，我们致力于太空的和平运用，我们做好了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准备。”

Sad , But True. 

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就触到了！！意念的地图里，一个被重重圈上的区域，标上“目地的”的字样，我一步步接近，心中充满敬畏，如同朝圣的信徒接近传说中保存《圣经》的约柜。 

三柱香的时间过后，我像一个觊觎公主的野兽一样被守门人斩断了四足，之后，被重重地扔在美丽城堡外一片荒芜的沼泽中，身体陷在里面，慢慢地，一点点下沉…… 

Once more , Failed.

Sad , But True.

我蔑视少数人立下的规矩，这种规矩不值得尊敬。 

为什么有人如此卑贱？另外一些人却那么骄做？我想很大程度上后者的骄傲来自于他们做了一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一个人，若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发挥他能力和才干的地方，他一定会渐渐陷沉下去，就算还能活下去，也和死相差无几。若是还能挣扎，还能奋斗，还能抵抗，无论遇着什么事都不可怕。若只能坐在那里等，就太可怕了。这种漫长的追寻，要考验智慧和勇气，还要考验耐力，后者甚至更重要。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得出一个人的勇气。 

我不属于现在我身处的这个人群，谈不上鹤立鸡群的“不属于”，大体上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那种“不属于”。世上再也没有比寂寞更难忍受的事。我似乎总是处在一个无穷无尽的走廊里，怎么也走不到头，所幸走廊的墙壁上有窗户可以看见外面，（比鲁迅所指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要幸运得多），外面有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也有疾风恶雨，愁云惨淡，窗外上演着正在改变未来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大戏（多想去当一个报幕员呀）。一幅幅窗外的风景在我意念的无尽走廊里飞快掠过，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奇异的光辉，映在这无尽黑暗的楼宇每一级阶梯上。 

这里越黑暗，彼处越明亮。 

每一次我试图跳到窗外，都被一股强力推了回来。我倚在墙上，看着走廊那望不到边的尽头，喘着粗气，很累，但希翼着那里会是一片光明——每一次冲入窗外的努力失败后，只能激起我更强烈的进攻欲望。 

也许结局是我永远不能得手，谁知道呢？ 

（2005年10月11日，星期二，心情很暗淡，在这儿做个记号。）

经济学中的柠檬理论 

Gidance on how to formulate a“China Plan”  

It is said that no chief executive can face shareholders now without a “China plan”. （The China syndrome） 

1．China’s economic impact—increasing the global labour supply, demanding unceasing amounts of raw materials—has been such that it increasingly seems to be Beijing rather than Washington, DC which runs the world economy. And given the combination of a relatively open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1.3 billion eager consumers（ China’s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in terms of both numbers and buying power）, many firms outside China have hoped to do business there. But setting up shop in China is not nearly as simple as finding a nice office in Shanghai and a nearby production facility, as more than one company has ruefully learned.  

2．Foreign firms in China face a number of hurdles, including competition from state-supported firms, the high cost of skilled labour, and an underdeveloped legal system that leaves plenty of room for corruption and can make firms’ claims to their newly acquired property uncertain. 

3．China is not uniform，what works in Beijing might not count for much in Xi’an. Some recommend finding a Chinese partner, with local knowledge, that can help an entering firm establish a footing and avoid obvious mistakes. 

4．Another long-standing concern for firms entering China is the fate of their intellectual holdings: is it worth producing in China if your profits will end up in the hands of pirates? Chinese firms are innovating as well as acquiring,the trend is towards mor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If there is something agreed o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it would be the value of due diligence, and the need for a clear head.

关于新闻来源（二）

 A whistleblower came forth, under promises of anonymity, to offer information that would protect the public from wrongdoing.  

1．Reporters do not get to limit themselves to working with saintly and heroic figures. While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made enormous efforts to restrict references to unnamed sources, it is impossible to report on what happens in any administration if journalists talk only to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be quoted by name.  

2．When a journalist guarantees confidentiality, it means that he or she is willing to go to jail rather than disclose the source's identity. We also believe it means that the journalist will not try to coerce the source into granting a waiver to that promise - even if his or her back is against the wall. We believe the person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judge when a source is sincerely waiving promises of confidentiality is the reporter who made the guarantee.  

3．If the source wanted to release the reporter from his or her promise, he could have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identified himself. And obviously, he could have picked up the phone. It was not reporter’s place to try to hound him into telling the reporter that he or she did not need to keep his or her promise.